三星帝国:威权模式的危机

点评

科技传媒网 《财经》杂志 2016-10-14 12:31

三星撑起了韩国GDP的五分之一,这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庞大企业帝国,多年来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权体制。这套体制的优势是执行力非常强,能集中力量办

  三星撑起了韩国GDP的五分之一,这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庞大企业帝国,多年来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权体制。这套体制的优势是执行力非常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劣势是僵化压抑,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必是大事。最近十多年,韩国民众和政府对财阀体制的谴责,对交叉持股、循环出资的财阀企业系统的审查和限制也一直未曾停息

  赵晖|文

  三星Galaxy Note 7手机的命运在本周尘埃落定,三星电子正式停产这款旗舰手机。这距离Note 7高调的发布会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而其中有一个多月是波折不断的召回。三星应对Note 7爆炸危机的全过程可以进入大公司应对瑕疵产品的失败教科书。三星在首批Galaxy Note 7燃烧和爆炸事件后,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检查。消费者可以勉强接受第一次的召回,但第二次就会给公司品牌带来巨大的损失,消费者会将三星的品牌等同于不安全。这一危机事件,让三星焦头烂额。瑞士信贷等机构预测,召回将使三星付出10亿美元的代价,占今年全年预估净利的5%。消息公布后,两天内三星市值蒸发200亿美元,投资者遭受到雷曼危机以来最大的两日跌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三星手机只是三星电子子公司的其中一项业务。三星,俨然一个帝国。

  三星帝国的庞大触手

三星帝国:威权模式的危机

  一直以来,三星就是韩国人眼中的“天下第一”。这家总部位于首尔的最重要的财阀,撑起了韩国GDP的五分之一,寄托了5000万韩国人的科技大梦。

  三星生命,韩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三星物产,建造了迪拜塔、吉隆坡双子塔、仁川大桥、阿联酋ENEC核电站等项目,此外还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新能源投资,肩负着韩国的能源安全。三星重工,世界10大造船厂之一。三星Techwin,主造飞机(军用+民用)、坦克、装甲车。三星集团旗下有79家子公司。电子设备、造船、精密化学、石油、保险、风险投资、酒店、医疗院、物业、福利院、经济研究院……可以说,2012年、2013年是它最辉煌的时期。2014年,全球最大的品牌管理咨询公司Interbrand机构,给全球的企业价值进行排名,三星以455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列第7名,2015年也是如此。家族企业,威权体制

  在遭遇“炸弹门”这一危难时刻,三星帝国第三代接班人李在镕正式上位。据报道,李在镕将与现任执行董事权形成集体经营体制。

三星帝国:威权模式的危机

  创始人李秉喆:育人选贤,设立秘书室

  1938年,只有28岁的李秉喆,出资三万韩元,在韩国大邱市成立了“三星商会”。当时的商会只有一个四层小楼,办公室在一楼的角落里,剩下的空间都用作仓库。

三星帝国:威权模式的危机

  三星创立之初,正值韩国内忧外患的殖民统治时期,亡国之悲、战争之痛使得李秉喆倍加渴望国家民族的富强。这似乎决定了三星人才经营的发展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充满考验与革新的奋斗史。三星集团创立初期,经营理念核心是人才,当时李秉喆强调的三点是“事业报国,人才第一,合理追求”。他说他把“一生80%的时间都用在育人选贤上”,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程度。1959年,三星的秘书室在日本“昭和三参谋”之一濑岛龙三和李秉喆的引领下成立了。起初,秘书室是三星物产下的一个“课”(等同于中国的科级部门),只有20人,帮助会长处理日常事务。到了20世纪60年代,三星进行大量并购,分别收购了东方生命保险(以后的三星生命保险)、东花百货、世韩造纸等机构,并于1969年成立了三星电子与三星电机。70年代,三星则开始多元化发展,专注于投资重工、化学等领域。此时三星已发展成为一家多元化经营的跨国企业。在三星的管理上,李秉喆把所有的日常事务交给下属,自己只做战略性的决策。同时,作为一家多元化经营的公司,三星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并且实施独立经营制度,需要一个强大的参谋组织作为内部的协调者,收集信息后做出企划和调整。于是,李秉喆参考三菱、三井和住友等日本财阀的秘书组织经验,于1972年加强了秘书室的功能,令其担负情报收集和分析、企划、日常事务管理等辅助功能。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三星秘书室的功能继续增强,还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财务、企划、技术、安全、营销、人事、调查、监察、财务、国际金融等事务。80年代开始,处于黄金时代的三星秘书室成为韩国最强大的情报分析组织。李健熙:“三星新经营”与“三星宪法”

  1987年11月19日,李秉喆去世,自此三星正式进入李健熙时代,拉开了三星经营管理的新篇章。此后几十年,李健熙进一步发展了父亲的人才经营理念。

三星帝国:威权模式的危机

  李健熙出任三星会长以后,在1988年三星集团庆祝公司成立50周年的庆典上,宣布公司开始“二次创业”。1993年是三星集团后来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在这一年,三星内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三星公司由于一味地扩大产品线,快速生产出大量的微波炉等产品运往美国市场销售,结果供过于求,货物积压严重。为了生存,公司不得不折价出售库存商品。因此形成了三星产品廉价低端的形象。1993年,李健熙率领三星的高层领导团队,到国外的主要市场上考查时,发现三星的产品无人问津,这一次考查对公司经营团队的触动非常大,他们开始反思:公司必须进行改革,改变以前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下实现公司的生存与发展,李健熙会长喊出了“除了老婆和孩子,一切都要变”的口号,拉开了三星“新经营运动”的序幕。1993年,注定是三星的命运转折点。2月18日到8月初六个月时间,在洛杉矶、东京、法兰克福等地陆续召开了大规模的“马拉松”会议,参会人数有1800多人,每天会议甚至长达16个小时,与会者经常以汉堡代餐。李健熙演讲48次之多,时长有350多个小时,演讲内容记录多达8500多页。这些会议拉开了三星“新经营”的序幕,载入了三星史册。李健熙在三星发起了“新经营变革”。1994年,他在世界各地的讲话以及关于企业变革的阐述被浓缩成了5万字左右的《三星新经营》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堪称“三星蓝皮书”。“三星宪法”是“三星蓝皮书”的灵魂思想,三星把人性美、道德性、礼节、礼仪规范和行为规范看成是“三星宪法”,是企业的“根本大法”,是每一个三星人必须遵守的“天条”。

三星帝国:威权模式的危机

  1999年,李健熙废止秘书室,成立结构调整本部,但其作用和地位并未改变。

  2006年,结构调整本部再次被削弱,人员削减到100名以下,改名为“战略企划室”,剥离秘书、运营等功能,秘书组转为会长直属,法务组则被转到社长团协议会下,但仍然保留了人事、财务的支配权。李健熙曾定位秘书室:“由室掌权,子公司掌财”,意味着秘书室掌控人事任免实权,子公司掌控财务和投资决策。因此,秘书室人员时常受到各子公司总经理的招待。实际上,三星的权、财均由秘书室一手掌控,秘书室员工的薪资也是集团中最高的。结构调整本部晋升的任免状中通常镶有一块黄金,例如,该部前法务组长金勇澈在晋升期间就获得了一块75克的纯金,以彰显其如日中天的地位。秘书室的名称虽然经过多次改变,但三星内部仍旧沿用“室”的称呼,并常将此“室”与韩国总统秘书室相比。在三星集团的组织序列中,来自“室”便是荣誉和权力的象征。而无论叫秘书室、结构调整本部还是战略企划室,其都是三星集团三角经营体制的核心:会长布局长期发展战略;“室”设计方案、分配资源和调整业务;子公司具体实施。可以说,从功能上,“室”既是参谋本部,也是特务情报局,既是组织部,也是监察部,既是财政部,也是发改委。以其家族为核心,三星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权体制。威权下的辉煌与昏聩

  三星这样自上而下的威权治理模式,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在这样的体制下,无论个人,还是一项事业,抑或整个组织,隆兴的时候可以迅速蹿升,一片繁华着锦,烈火烹油,因为这样的体制执行力非常高,能一气贯通,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儿。但在停滞、平庸、甚至低迷的时候,则暗流涌动,病灶丛生,因为整个免疫系统都可能出了问题。也由于这样的体制的压制,平时不出事,一出事必是大事。拿三星第一个登顶全球的业务平板电视来说,正是三星的一意孤行,致使其获得巨大成功。而反观日本诸多技术实力甚至更强的竞争对手,内部战略分歧严重,犹豫不决;外部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最终导致彻底败北。而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三星也有着超乎寻常的优异表现。08年金融危机,三星迅速将众多法人分支机构降级为连发票都不能开的非法人机构,减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说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像三星这样的巨型公司来说这并不容易,无数的先例说明,大多数公司非得拖到于事无补甚至破产清盘的境地才有这样的觉悟,而三星至今表现一直很好,未有昏招。

  辩证地说,这十几年,在这样的体制下,取得了多少成功,就一定积累了多少问题,因为它天然就不具备自我修正的基因。

  其次,三星目前整个事业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节点。在其集团旗舰公司三星电子中,三星手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曾一度达到全部利润的90%左右,风光一时无两。然而这样严重失衡的风光本身就是巨大的危机。即便没有此次的爆炸事件,三星手机的市场份额也早已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挤压,在重要的中国市场,其市场占有率一度跌出前五。虽然三星也在尝试发力新的业务,比如进军医疗设备。然而在这个欧美日公司技术、标准和市场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行业,三星能有多大的作为?需要多久才能有所作为?对整个集团又能贡献几何?只有天知道。任何事业,最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说到底都是人。说到人,就不能不提三星在过去这段灿烂辉煌时期最耀眼的明星经理人,崔志成。崔志成就是带领三星平板电视业务打败日本竞争对手雄踞第一的实际操盘人,被誉为市场奇才。后在06~07财年手机业务受挫之时,火线驰援数码产品事业群,使得整个业务扭亏为盈,将手机业务带入辉煌,并于2009年荣升CEO。可惜好景不长,2012年即下课,改为执掌所谓的未来战略,开始养老。莫非,崔志成就是一个缩影,就是三星快速从平庸到辉煌再到暗淡的直接见证人和采样标本?

  如果说前两次三星的危机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这次危机则归根到底是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外部,还有韩国民众、政府对财阀体制的谴责,对交叉持股、循环出资的审查和限制。一边是表面的事业危机,一边是深层的体制陷阱,对三星而言,目前真可谓是左边酷暑,右边寒冬。

  本文资料来源:微信公号“扑克投资家”、“文观天下”。转载自微信公号“JIC投资观察”

  延伸阅读

  韩国家族财阀频受冲击 或已走向没落?

  葛小辉 |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向18名当时的主要企业家提供了一份他们无法拒绝的合同:或加入他的发展计划,或接受监狱生活。这些商业领袖当时都面临或将因偷税漏税以及支付回扣的罪名而遭受重罚的境况。这份计划迅速推动韩国的工业化,也逐渐形成了韩国的特殊经济现象——家族财阀,这几乎相当于一种经济模式。

  最近,三星集团陷入“手机爆炸门”,现代汽车工人罢工,乐天会长涉嫌贪污、韩进海运已申请破产……这些作为韩国家族财阀企业的突出代表把握着韩国经济的重要命脉,如今却连遭各种冲击,韩国的经济是要出大问题了吗?

  从“三星共和国”的危机说起

  “居住在韩国,只使用三星的产品就可以生活下去。”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生动地勾勒出这个韩国第一大企业集团无所不在的生活场景:“在三星物产建设的公寓里醒来,打开三星电视机,在李健熙姻亲经营的电视频道上查看天气预报。在地铁里,你可以用三星Galaxy智能手机观看前天晚上三星狮队是怎样输掉棒球比赛的。另外,买所有东西时都可以用三星的信用卡。”在韩国,经常能听到当地人将“大韩民国”戏称为“三星共和国”,将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称为“经济总统”。

  然而,这样强大的三星集团最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雄心勃勃推出的Galaxy Note 7陷入“爆炸门”后,三星不得不于本月初宣布召回250万部手机。9月10日,三星电子公开劝告用户停止使用Note 7,两天之后,该公司股价就下跌了7%,其市值与“爆炸门”之前相比蒸发了约280亿美元。

  对于韩国经济而言,三星事件带来的冲击只是一部分,该国其他大型企业最近接连卷入各种问题。由于不满公司方面尚未拿出包括加薪在内的待遇改善方案,韩国第二大企业集团现代汽车的工会26日决定全面罢工。韩联社称,此次是自2004年以来现代汽车工会首次举行全面罢工。

  同样在26日,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针对涉嫌贪污1750亿韩元(1000韩元约合6元人民币)的韩国第五大企业集团乐天会长辛东彬向法院提请签发逮捕令。检方还计划在不逮捕的情况下,起诉辛氏家族另外3人。乐天集团的贪腐内幕最初是因辛氏兄弟之间的继承权争夺战而逐渐被曝光出来的。

  三星、现代和乐天面临的困境最多只能算是危机,与它们相比,韩进海运的气运看上去更差。8月底,这家韩国第一大海运巨头申请破产保护,随之全球航运业陷入一片混乱。

  韩国企业接二连三陷落在国际舆论中引发巨大关注,因为它们有个共同点——都是家族式财阀企业。它们拥有强大实力,旗下的成员公司往往多达数十个,呈“章鱼式”发展态势。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和现代汽车在2013年的营业额占韩国GDP总值的35%;两大集团的市值总和占韩国股市总市值的37%。韩国一家研究所今年7月底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三星集团的销售额等同于同年韩国政府预算总额的72.5%。

  韩家族财阀出现一系列问题,部分原因来自其内部,比如争夺经营权、选择继任者不当等。根据家族企业的相关国际研究,这种企业模式随着规模扩大,一般会遵循家庭式企业、企业家族化、家族企业化、公众公司这样的发展过程。到家族企业化阶段,经济学里的理性人逻辑可能开始超越家庭伦理逻辑,于是对金钱利益、地位和荣誉的争夺会冲破伦理的束缚,导致不同程度的家族内战。乐天集团目前困境的导火索就是辛氏兄弟继承权的争夺战。而韩进海运的跳水式衰落跟继任者的选择不当有关。

  除了上述问题,家族财阀模式导致的经济力量和资源过度集中产生的影响更加深重。9月7日,韩国前总理郑云灿在国会议员会馆发表演讲时说,三星、现代、LG、SK这四大韩国企业集团的年营业额总额占韩国GDP的60%。国内收入分配严重不合理,对特定大企业的依赖程度加剧,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受阻,使得韩国经济像是患上“动脉硬化”。  

  不仅如此,经济力量和资源的集中大大增加不法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一方面,少数家族和个人有更大的能力和更多资源去干预政治、影响舆论;另一方面,企业封闭性使外部舆论和法律的监督能力大为削弱。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有一个代表家族财阀企业立场与利益的专门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韩民族日报》25日称,该组织从50多年前诞生起就带着浓厚的“政商勾结”色彩。

  “最近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归根结底跟家族式经营方式的弊端有很大联系。如今,它们既受到要求产业模式变化的国际压力,又面临要求提高企业透明度的国内压力。”韩国中央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张勋26日这样对笔者说。

  财阀面前, 谁捋虎须?

  与韩国家族财阀企业相关的负面消息集中爆发,这不禁令人疑惑,这些大企业是否在走下坡路?一些国内媒体发问,“大公司接连出事,韩国能挺住吗?”香港《南华早报》26日以“为何‘爆炸门’事件会影响三星整体”为题,分析了该企业威权式的管理既给它带来高效的运行,也埋下了此次危机的隐患,认为三星未来的命运将存在不确定性。

  与外界忧心忡忡的表现相比,韩国主流媒体显得颇为淡定,甚至沉默。对于三星“爆炸门”事件,大部分报道选择中规中矩地传达相关消息,并不探寻背后的原因和问题。比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积极报道“三星劝告用户停用问题手机”“将从19日起更换电池”,强调该公司“反复道歉”。

  韩国主流媒体一直对家族财阀企业抱着较友好的态度。最著名的“朝中东”——《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通常选择报道围绕这些企业的诸如八卦新闻等相对轻松的话题,回避这些企业对韩国政治、社会、经济等带来的问题。如果家族财阀发生较大丑闻,这些保守媒体有时候甚至干脆不报道,比如今年7月下旬爆出的李健熙“召妓门”。

  就保守媒体对财阀企业的正面态度,三星集团一名在职人员对笔者介绍说,首先,韩国绝大部分平面和立体媒体都是民营,三星等集团的巨额广告费是它们的最重要收入来源。其次,在爱国主义情感驱动下,保守媒体记者大多认为如果这些企业受损,韩国经济也会受损,所以要尽量保护它们。再次,三星等财阀企业从过去到现在为韩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另外,这些大企业对媒体的公关工作做得十分全面和细致。比如,早在1995年三星集团和LG集团就分别成立了“三星言论财团”和“LG上南言论财团”,以促进韩国新闻业的发展为名,向韩国各大媒体的记者提供各种资助,比如免费去海外进修的机会、免费的英文和中文培训课程、出版资助等。三星和LG每年还邀请相关新闻界人士参与大型晚宴或者所谓的“回家之日”联谊活动。

  当然,韩国媒体中也有敢于揭露家族财阀问题的。比如《韩民族日报》曾以“Note 7‘不正常起火’再次引起消费者不满”为题报道称,有意见认为三星电子之前的应对姿态不够积极。“召妓门”被曝光后,该媒体也进行大幅报道。此外,《京乡新闻》发表了“尊敬金钱和富人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的社论。

  在韩国愿意并敢于批判家族财阀企业的,大多是一些民间组织,或者正义党那样规模较小的在野党,另外就是实力可观、但不如保守媒体强大的媒体,比如前面提到的《韩民族日报》《京乡新闻》,以及网络媒体Newstapa、Pressian等。《韩民族日报》曾连载过“财阀改革”系列报道,批判了“0.1%的财阀”重度包围了“99%的庶民”的惨淡现实。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会对家族财阀企业进行抨击。

  他们将长时间站在金字塔顶

  “韩国家族财阀企业是在过去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的现象,有其历史原因。目前这些企业正在往改善企业管理层结构的方向进化,但变化较慢,而且没有连贯性,不过这种经营模式不会在短期内很快衰退。”张勋教授这样告诉笔者。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三星威权式的管理模式会令其创新能力陷入僵化,另外,员工无法挑战上级也是出现这次“问题产品”的原因之一。在快速扩张全球业务的过程中,三星发现它在“硅谷模式”占主导的世界里步履蹒跚。所以今年早些时候,三星已经开始调整其管理方式——管理层签署文件,承诺结束威权式管理,公司也不再举行展示“集体自豪”的员工夏季活动。

  除了家族财阀企业会根据情况做出内部调整,少数家族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传统在韩国似乎已经根深蒂固,除非发生战争、革命等重大事件。尽管这些财阀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但部分家族之间的联姻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它们抵抗风险的能力。比如,韩进海运前会长崔恩英是乐天集团名誉会长辛格浩的外甥女。

  另外,韩国家族财阀企业与政界联系的深度和广度超乎想象。除了利用非法经济手段换取政界、司法界等人士的合作,它们还雇用律师钻法律漏洞,或者把退休的高级司法人员高薪聘入公司,为企业编织保护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名法官在其一篇论文里披露说,2006年10月至12月,根据《特定经济犯罪法》因诈骗、贪污、渎职和违反证券交易法在一审判决中被判有罪的114名被告人中,年营业额在100亿韩元以上的大企业运营者有88.33%被判缓期执行,个体户和小商贩则为11.1%。

  韩国家族财阀企业对舆论的影响也是其在短期内不会没落的原因之一,从保守媒体对其态度就能看出。

  此外,韩国中小企业目前不具备与财阀竞争的实力。前《京乡新闻》记者郑善燮今年初在韩国媒体《国际新闻》撰文称,1997年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结束后,1999年底出现一批新兴风险企业,它们一度被称为股市中的“黑马”。但不到几年,这些企业就销声匿迹。除了自身的经营策略问题,财阀通过其强大的资本和组织能力吸走了新兴企业的人才和创意是重要原因,而政府也放弃了在资本和技术方面支持新兴风险企业的政策。考虑到选民,当时政府希望尽快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所以没有耐心等待新兴企业的成长。加上美国微软苹果等企业在全球市场迅速成长,韩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更小。另外,中小企业目前面临资金困难,韩国的银行往往更偏向于贷款给大企业。

  当然,家族财阀企业也存在败亡的风险,最常见的原因是经营权争夺和毫无节制的扩张。比如,从1987年开始,连续14年间稳居财阀企业第一把交椅的现代集团后来因“王子”之间的继位争夺战而陷入混乱,最终四分五裂,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李健熙的三星集团。但是,旧的家族财阀企业倒下去,原先排名靠后的或新的财阀便会紧跟上来。变的是各大财阀企业的排名,不变的是财阀独大的经济结构。

原文链接:http://www.itmsc.cn/archives/view-1272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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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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